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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律师，长沙医疗纠纷律师,现执业于湖南上马律师事务所，法律功底扎实，执业经验丰富，秉承着“专心、专注、专业”的理念，承办每一项法律事务、每一个案件。所办理的案件，获得当事人的高度肯定。在工作中一直坚持恪守诚信、维护正义的信念，全心全意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关于医疗损害对因果关系推定的不同学说和规则的比较分析
1适用推定因果关系的必要性
在医疗损害的因果关系要件中，一般情况下，应当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规则确定因果关系的证明规则。只有在必要时，在受害患者一方无法举证证明因果关系的时候，可以采用举证缓和规则，在必要的证明前提下，实行因果关系推定以及举证倒置。
在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则上，由于相当因果关系学说不能充分运用，各国法律界开始重新检讨因果关系理论，如何减轻原告方的举证，降低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成为研究的重点问题。[8]于是，推定因果关系的各种学说和规则不断出现，并被应用于司法实践。因果关系推定规则产生于公害案件，后来有向其他领域扩展的趋向。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也适用这样的规则判决医疗侵权案件。
2大陆法系三种主要的因果关系推定学说和规则
在大陆法系侵权法中，关于因果关系推定，主要有三种理论：一是盖然性因果关系说;二是疫学因果关系说;三是概率因果关系说。
盖然性因果关系说也叫作推定因果关系说，是在原告和被告之间分配证明因果关系的举证的学说，是日本学者德本镇教授在研究德国法中，针对矿业损害事件诉讼而提出的一种见解。在矿业损害诉讼中，由于存在被告企业是从地下采取矿物这一特殊情况，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法则常常不明确，而且受害人证明这一因果关系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存在较大困难，所以，如果对受害人课以严格的对因果关系的证明，则日本矿业法对企业采取无过失的意义将会付诸东流。针对这种情况，德本镇教授指出，德国矿业损害赔偿制度为了实现公平赔偿，对因果关系的证明程度已经从确定地证明放宽为盖然地证明，参照这一情况，日本也应当在解释论上放宽事实因果关系的证明程度。同时，这一规则也可以适用于大气污染、水质污染等公害案件。[9]
德本镇教授对盖然性因果关系规则的阐述是：第一，事实因果关系的举证在形式上仍然由原告承担。第二，原告对事实因果关系的证明程度只需达到“相当程度的盖然性”即可，而被告必须对“事实因果关系不存在”提出证明，其证明程度必须达到“高度盖然性”，否则法庭就可以认定事实因果关系成立，这一处理实际上使事实因果关系的证明从原告转换到被告方。第三，所谓“相当程度的盖然性”，是指“超过了'疏于明确'程度，但未达到证明程度的立论”。[10]
因此，盖然性因果关系说的基本规则是，盖然性就是可能性。例如，在公害案件的诉讼中，由原告证明公害案件中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的“相当程度的”可能性，原告就完成了自己的举证，法官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然后由被告举反证，以证明其行为与原告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这种证明的标准是高度盖然性，即极大可能性。不能反证或者反证不成立，即可确认因果关系成立。日本学者将这种学说称之为“优势证据”，在民事案件中，心证的判断只要达到因果关系存在的盖然性大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高度盖然性这一程度，便可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11]
可见，盖然性因果关系规则并不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推定，而是有条件的推定，是在原告首先承担举证，证明事实的相当程度的盖然性的基础上才能实行的因果关系推定。
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医疗侵权属于过错，医疗侵权纠纷实行举证例置，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的关键事实即因果关系和过错部分进行举证。但证据规则所解决的只是举证分配的原则性规定，而对医疗机构举证的具体内容及含义则没有解决，尤其是对于因果关系和过错如何界定，在理论和实务仍存在争议。
1、关于因果关系一
王泽鉴先生认为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包括两方面，即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范围的因果关系，前者是指行为与权利受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是指权利受侵害与侵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损失数额属于原告的举证范畴，因此，最高法院证据规则关于医疗侵权举证中的因果关系属于成立的因果关系。成立的因果关系学说有两个，直接因果关系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行为与结果的直接联系，后者则看中行为与结果联系的适当性，其公式是：无此行为，不必然有此损害，但有此行为，通常会有此损害，为符合相当性;无此行为，必然无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也不会有此损害，为不符合相当性。实务中，《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对;医疗事故;的概念表述上，已不再坚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直接;造成后果的表述，而是涵盖了适当条件导致人身伤害事故的为有因果关系。
医疗侵权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在实体上是属于民事侵权法的调整范畴，因此，医疗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也应遵循侵权行为法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即与相当因果关系论相一致。
2、关于过错
过错在本质上是对加害行为的社会评价，是行为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所具备的心理状态，是构成民事的主观要件。过错按不同意志状态，可分为故意和过失。医疗侵权行为主要指在医疗过程中医疗行为存在过失，即存在违反高度注意义务的情形而导致的侵权发生。
对因果关系和医疗过失的认定，因涉及医学领域中的专门问题，法院一般要通过鉴定结论才能认定。这就意味着，医疗机构在应诉中，不但要提交相关病历资料和医学资料等证据，还要在举证期限内，主动向法院提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申请。
医疗侵权纠纷中法院对医患双方举证的审查与判断：
1、目前在实务界，患者起诉医疗机构时，常常不能确定案由，笔者就遇到一个案子：患者在起诉时既要求医疗机构退还医疗费，又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而法院的传票又注明案由是医疗事故。因此，本案中存在三个案由，即医疗服务合同违约，医疗侵权赔偿、医疗事故侵权赔偿。而案由定性直接关系到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分配问题，如果是合同违约，根本就不存在举证倒置问题。因此法官在方案审查时就应告知原告明确案由，否则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直接裁定驳回起诉。
2、对鉴定结论的审查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存在患者、医疗机构和法官对鉴定结果依赖性过强问题。患者往往以医疗事故鉴定的肯定性结论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而医疗机构则根据医疗事故鉴定的否定性结论来反驳患者的诉讼请求。而法官在医疗机构没有在举证期限内申请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判决医疗机构举证不充分，承担举证不能。这恰恰反映了实务上对医疗事故鉴定报告的误解。
根据证规则，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仅仅属于证据而已，不具有最终的决断效力。作为证据，其是否被采纳，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认定。因此单纯以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作为主张权利或推卸的依据，对当事人来说可能是危险的。最高人民法院李国光副院长在2000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就医疗纠纷赔偿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规定了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能作为法院审查、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应作为医疗单位承担赔偿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④。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医疗事故鉴定报告时，应当把着眼点放在证据规则规定的医疗机构的举证上，看该报告能否确定因果关系和过错，而不是看该报告的结论是否构成 医疗事故。
3、专家证人出庭质证
证据规则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1-2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员进行询问。这就意味着专家证人出庭直接辩论或挑战鉴定结论，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并不必然就是法庭采纳的证据。但司法实践中，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对外是个集体性的结论，参与鉴定的专家不签名，也不参加法庭的质证。因此，法院应尽快完善鉴定机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由申请出庭的专家证人对鉴定人询问，对鉴定意见和结论提出具有抗辩力的质疑，这有助于法庭对鉴定意见和结论理性判断，确保鉴定公正。
4、关于医疗机构擅自涂改、修改病历的问题
在医疗侵权纠纷法院诉讼中，占相当大比例的患方均会对医疗机构病历修改提出质疑。病历作为民事诉讼中医疗过程的载体，主要由医务人员完成并且由其控制和掌握。笔者认为，病历的修改是允许的，但应严格依据《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和各地方有关病历书写规范的要求。对于涉嫌案件关键敏感性问的擅自涂改、修改、换页等，人民法院应认定医疗机构改变了病历本身作为记录病人病情变化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使案件事实无法认定，直接判医疗机构举证不能。
综上所述，证据作为民事诉讼的脊梁，在医疗侵权纠纷诉讼中尤为重要，因此，医疗侵权的双方当事人应积极充分举证，方可在诉讼中占主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