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护士”：安乐死难题与一公分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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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4日
来源:
长沙医疗纠纷律师 http://www.csyljfls.com/
■羽戈
2月16日，汕头市中医院的李护士在微博发牢骚，说她看护的病人血压正往下跌，有可能半夜去世，她得起床收尸，“但还是希望她挺过今晚，这大冷天的，我暖个被窝不容易，您能等我下班再死，好不”。为此，“家属无数次要求拔掉输液管让病人安心而去，我一再拒绝，硬把她的生命延续到了今天”。最终，2月17日下午，病人宣布临床死亡，此刻李护士已经下班，正如她所愿：“今晚可以睡个好觉！明天可以出游了！”
这些微博一经曝光，恐怕李护士在一个月里都睡不好觉了。2月23日，该医院发布声明，称“已停止她的处方权并调离临床岗位”。
关注安乐死难题更有意义
舆论将批判的焦点对准了“等我下班再死”，此言的确残虐不仁；不过，相比李护士的一私之欲，审视她为此展开的行动——不许病人的家属拔掉输液管——也许更具意义。
说白了，这就是安乐死的问题。安乐死在中国所陷入的争议漩涡之深，比起房价、医改等浮于水面的矛盾，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一个法律问题，一个医学问题，还被称之为一个哲学问题。
这个说法有些危言耸听，细细思量，恰恰命中了本质。因为安乐死之根本，正在于一个人有无对其生命的绝对支配权——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将答案一刀两断，一分为二。
然而，现实却不像哲学世界那么泾渭分明。美国一向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天国，主张自由至上、个人至上，但其对于安乐死，一直剪不断，理还乱，硝烟不散。
美国电影《百万宝贝》结尾，女主角用安乐死终结了瘫痪的生命，此片的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却是共和党人，属于右翼，而美国右翼对安乐死大多持反对态度，是故，《百万宝贝》遭到了伊斯特伍德的政治战友的激烈批评。
与此相应的是，尽管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个人主义者，可在美国，只有俄勒冈州通过了法令，允许医生为只有半年存活期的绝症病人提供他们要求的致死药物，据说这是世界第一例。就是说，你要想安乐死，只能跑到俄勒冈州，去其他州，只可能引来扯不清的纠纷。
“不顾病人苦痛”未必成立
中国更麻烦，因为并无与安乐死相关的立法，所以一旦出现纠纷，愈发棘手。这些年不乏关于安乐死的案例。记得深圳有一例，丈夫拔去了重症妻子的氧气管，致其身亡，最后被法院处以故意杀人罪，判三年，缓三年。观此判决，可知法院是多么为难，固然入罪，只做象征性的处罚，如此暧昧的法律姿态，焉能以儆效尤。
悬而未决的法律状态，只能进一步恶化安乐死所激化的社会矛盾。但是，我不认为中国的立法者有破冰的勇气对安乐死进行法律上的承认，毕竟认同安乐死的国家，当世并无几个（荷兰与比利时允许积极安乐死，瑞士允许消极安乐死）。
而且，即使立法承认了，未必能治本。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依旧禁锢国人的头脑，每一场安乐死都将是一场伦理反动。而在安乐死的背后，个人主义并不必定通往孤岛，用集体主义压迫个人主义，才可能导致你外在于你所生存的社会与国家，你就是一颗孤独的螺丝钉。
明确了安乐死在今日中国的种种难题，你就能明白，抛开李护士的私心不谈，她一再拒绝“家属无数次要求拔掉输液管让病人安心而去”，其实并无不当。换作她的护士长，仍会这么操作。那些批判李护士弃家属之哀求与病人之苦痛于不顾的论断，忽略了这隐藏的安乐死的一面，便有些站不住脚。
职业冷血与一公分正义
李护士的错，不在行为，而在私心，尤其是，她将私欲赤裸裸呈现于公共空间，这就相当于，一个人犯了错，还不知其错，反倒以错为美，四处推销，说这是六味地黄丸，有大补之用，其实那是牛粪蛋儿。
于是舆论批判似大海浪潮，一波接一波，亘越亚非，如期而至。诸如医德的亏欠、职业伦理的沦陷、终极关怀的缺失等，不管是原子蛋，还是原子弹，一股脑往上扔。李护士一介小女子，哪里承受得起？当然，批判者之意图，倒非专门针对李护士，而是另有所指，指向以李护士的做法为表征的社会之恶。
这就要说到职业伦理的失落。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当下的诸多职业，毫无伦理可言，不是说职业人缺乏伦理，而是这种职业被剥离了最起码的道义与悲悯。譬如医生收红包，城管打人，法官判葫芦案等。某些时候，他们并不想这么做，然而，他们心灵的温度敌不过行业规则（潜规则）的硬度，道德的召唤敌不过权力的摧折。
不是人冷血，而是职业冷血，社会冷血，我坚持这么认为。正因后者的冷血造就了李护士的“等我下班再死”。她对职业无爱，对所服务的对象无爱，她只爱自己。私欲横行，是职业伦理的最大危机。
假如你不能改变日渐溃败的职业环境，同时不愿被同化为冷血病人，那么，不妨学一下bosch，他是曼德拉案的公诉人。某次庭审前，bosch突然不干了，他跑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
成为bosch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不过你还有一种选择：把你的枪口抬高一公分（厘米）。这是德国统一后，法官对一位东德警察的忠告。被告席上的警察辩解道，东西德对立之时，他开枪打死翻越柏林墙的东德青年，乃是“服从上级的规定和命令”。但这无法助他逃脱法律的制裁，判决理由是：“你是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但你如果有良知的话，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公分，不要打中他，这与你服从命令并不矛盾。”
这一公分的高度，就是正义的弹性之所在。
东德警察与李护士其实是一类人的缩影，他们明明能够捍卫这一公分的正义，可是，他们早已不知良心为何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