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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律师，长沙医疗纠纷律师，现执业于湖南上马律师事务所，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及司法操作经验。诚实信用，勤勉敬业，以“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为服务宗旨。办案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业务功底扎实，语言表达流畅、思维敏捷，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谈判辩护能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畏艰险、奋力拼争，愿尽自己的所能，为当事人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不敢承诺案件的最终结果，但敢承诺办案尽心竭力!
据第一财经报道，医改方案将在近期向社会公布，此次公开的文件包括《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及《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前者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纲领性文件，后者则是针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而制定的近期实施方案。 从国家管理层角度看本次医改方案主要目的是要让医疗卫生事业回归公益性，让人人可以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这说明以往阶段我国医疗制度存在缺陷，这些缺陷使我国老百姓没有得到应有基本医疗服务，此次医改方案即将发布，饱受医疗困扰的老百姓对于医改后的医疗状况有什么期待呢按照目前我国国情将人群分为农民群体、农民工群体、私营业主及自由职业群体、企事业单位员工及公务员群体，这些群体由于各方面原因造成群体间差异较大，因而对医改的期盼也各不同。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9.4亿农民占据了人口大部分，农民主要特点是：人口数量庞大居住在农村地区，承包经营土地是收入的主要来源，温饱问题尚可解决，收入稳定感没有企事业单位员工及公务员强，最经不起疾病等突发事件。目前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患病治疗情况是小病能扛则扛，不能扛就举债就医，有的甚至因治疗费问题放弃治疗，虽然目前部分地区实行农村合作医疗，但能报销的比例极低，与看病贵相比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农村地区医生水平低，出现小病治成大病等医疗事故时有出现，而且出现后还解决无门。因此农民最期盼医改的结果是：小病能够就近方便就医，并且就近医疗服务机构有相应水平的医生和医疗服务；大病到相对级别较高的医院就医时不用去找人托关系塞红包，就能够进行及时就医享受较高医疗服务，医生具有良好医德，出了医疗事故能够得到客观公正的解决；小病费用自己掏不要太贵以至成为负担，大病希望能得到国家财政和互助基金的帮助，医疗费用不至于影响农民的日常生活；对平常交纳关于医疗基金方面的税费希望不要超出农民收入水平成为一种负担。 农名工是农民群体分出来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进城务工的农名工群体也有1.9亿多，也是有其特点的一个群体：农民工流动性强，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但基本人身关系还在农村，参加体力劳动或某项特殊技能是收入的来源，收入水平也不高，所得收入还要寄回去养家，在城市没有参加城市的医疗保险，但在农村老家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有可能把他们遗漏遗忘，成为两头没有的人群，这些人群也是经受不起疾病等突发事件。因此农民工最期盼的医改结果是：在城里也能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医疗服务；在老家参加的医保在城里医院也能管用；小病到门诊看病排队时间成本不要太高，不要看个感冒这些小毛病动辄需几百上千元，医生不要尽给开些最贵的药；住院治疗也能使用医保卡，享受与当地社保卡一样的待遇；参加农民工医保后希望不要出现举债就医的情况，出现重病大病能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帮助。国家建立适当医疗互助制度，一方面能让在健康时期交费尽量少些，不至于成生活负担，另一方面在疾病时能够从互助基金里得到更多些帮助，农民及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期待通过医改使这两方面能够得到平衡，使“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成为过去的历史。 私营业主及自由职业群体，他们的特点是年轻力壮，经济基础较好，平常小病往往由于没有时间看医生或者到医院门诊所花时间成本太高而不愿就医，因就医不便和医疗服务水平低下而耽误了健康，这是这一群体的最大特点，他们希望不管公立医院或私立医院，不管是社区医院或有级别的大医院，只要医疗水平和医疗服务能够令人满意就能方便他们就医，因此他们对医改的期望是：经过医改后医疗资源能在社会各角落均匀分配，以便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满意的医疗服务。 企事业单位员工和政府公务员的特点是：收入来源较稳定，收入水平在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他们的在城镇里相对固定；他们当中多数有双重的医疗保险即单位报销医疗费和社会医疗保险，有部分甚至三重医疗保障即加上自身购买的商业医疗保险。农民和农民工群体关心的不仅是医疗服务，更关心医疗费用问题，企事业单位员工和政府公务员群体通过以上的几重医疗保障，医疗费用基本解决，他们更关心医疗服务问题。因此企事业单位员工和政府公务员群体对医改期望是：小毛小病在社区卫生院就能够就医，同样享受各种医疗保险报销待遇；就近社区医院也能提供较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而不必非到大医院不可；大病到大医院不必托人送礼塞红包就能得到及时高效的就医；医生不要老是开出吃不完的药。 国家为实现上述百姓对医疗服务的期待，即将公布的医改《方案》将从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公立医院改革等五项重点工作入手，全面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经过多年的医疗体制改革,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加尖锐。改革的后果严重背离改革的初衷。一言以蔽之,过去的医改基本不成功。我们不禁感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该何去何从
维持现状既然不可能,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回到改革前的模式。但众所周知,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导致国家、企业不堪重负,医疗资源浪费严重,医疗服务供给效率低下,这样的结果是万万要不得的;二是进行新一轮改革,其中的关键是要冷静分析现状,研究医疗领域各种顽疾的根源,对症下药,而且在整个过程中要兼顾各方的利益及政府财政的承受力。
当前,医疗领域里的一大诟病是药品价格虚高,这是造成“看病贵”的主要因素。在追究虚高的原因时,人们较多地把目光投放到药品流通环节和国家给予医院的药品加成定价政策上面,认为导致虚高的原因主要是药品从生产厂家到患者经过的中间环节过多、医院垄断着药品的销售、药品流通领域里的猫腻太多,如回扣、商业贿赂等现象。此外,国家为了扶持医院,从上世纪50年代起迄今,政策上一直允许医院以进价的115%将药品卖给患者。
所提出的建议也围绕这些方面,譬如改革药品流通体制,减少流通环节;将医院的门诊药房分离出去,改为社会零售药房;实行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通过公开招标实行药品的集中采购等。在笔者看来,这些建议均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其效果令人怀疑,其中一些建议已被实践证明对于降低居高不下的药价基本无效。
与药价虚高并存的另一现象是我国药品生产、流通企业数量之多令人咋舌。我们可以作一对比:美国是世上第一制药大国,其药品销售额在全球中的份额超过40%,但制药企业和药品流通企业的数量分别只有200多家和70多家;而反观我国,有6000多家制药厂、1.23万家药品批发企业、18万家零售药店、1400家药品连锁店。药品行业的暴利,为这么多的企业提供了生存空间。
应当通过提高准入标准等方式,促进药企的竞争。市场竞争的结果是留下来的企业数量不多,但规模较大,从而每个企业更注重维护自身的声誉,政府有关部门也便于监督这些企业。
当然,放开价格的同时,必须切断医生与药品销售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收入应该根据所提供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来裁定。医院可以组建专门委员会,定期对全院医生的处方、诊断效果与治疗效果进行考核,在此基础上核定其收入水平。
然而,目前医疗服务价格偏低,不能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服务价值以及所从事职业的高风险性。价格偏低的害处是明显的,医疗供给的不足、医德的下滑、“以药养医”的出现均与此有关。
造成医疗服务价格虚低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的价格管制。对医院来说,政府调整价格的速度总是赶不上医疗成本变化的速度。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的有效办法是让市场决定。
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关乎自身的健康与生命,更愿意花钱治病,从而对医疗服务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医疗行业的进入门槛相当高,一般人很难当上医生。这些因素导致社会上医生的数目,特别是水平高的医生的数目不多。根据供求规律,医生的服务具有极高的价值。譬如在美国,2001年收入排名前两位的职业分别是外科医生和妇产科医生。
如果因价格放开而导致某些患者的医疗负担过重,政府则可考虑给予特定病人定额补助。
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老百姓不管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好医院挤,使本已稀缺的医疗资源更加紧张。为了使医院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在城市,政府可根据常住人口数量出资建立一定数量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把地段医院改造为中心,如每10万人拥有一个中心。中心作为政府的全额拨款单位,分散在各个居民区,为居民提供包括医疗在内的一揽子服务。中心里的医生作为全科医生,可以为患普通疾病的老百姓提供诊断、治疗等服务。
为了不扰乱药品市场秩序,中心不设药房,患者在拿到处方后,根据医生的建议择地自行购买。为了体现中心的公益与福利性质,挂号费、诊断费、检查费全免,医生的收入和其处方内容无关,只和其接待的病人数量有关,其收入全由财政负担。将医生的收入与病人的数量结合起来,便于操作,而且在医生之间鼓励竞争,能规范医生的行为。此外,在这种制度设计下,财政负担并不重:中心里的工作人员不多,不需要高精尖设备,更不需要多大的场地。
在全科医生制度建立起来后,政府可规定,普通疾病应由全科医生先看,二、三级医院不予接待这类患者,除非是经由全科医生转诊过来的。这样,在中心与二、三级医院之间形成明确的分工,各司其长,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医疗秩序,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