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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律师，长沙医疗纠纷律师，现执业于湖南上马律师事务所，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及司法操作经验。诚实信用，勤勉敬业，以“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为服务宗旨。办案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业务功底扎实，语言表达流畅、思维敏捷，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谈判辩护能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畏艰险、奋力拼争，愿尽自己的所能，为当事人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不敢承诺案件的最终结果，但敢承诺办案尽心竭力!
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出台，其中值得关注的政策一是“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二是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民营医院，支持民营资本办医、政府购买医疗服务，最终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
坚持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其依据是“医疗是公共品，理应由政府主导”。其实，医疗卫生领域能够算得上是“公共品”的只有两个:传染病的防治和公共空间的清洁卫生。因为其外部性无法内化为明确的产权交易，只能由政府来承担。除此之外的个人的疾病的治疗，完全是个人的事情。既然医疗服务是个人承担成本，那么医疗行业的市场化就是题中之义了。
当前医疗体系的大部分问题，归结起来，其根本原因正是医疗服务产品供应不足。医疗体制改革的核心也应该紧紧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来做文章，促进医疗服务产品的供应，促进医疗卫生行业真正的市场化，让各种资源自由进入市场，让市场来配置资源才能真正促进医疗服务的增长。而与之相违背的政策都是产生医疗服务短缺的根本原因，是在阻碍医疗服务的提供，阻碍人们获得应有的医疗服务的权利。
当前的医疗体制最让人诟病的结果是:看病难、看病贵。很多人将这归咎于市场化，认为正是市场化导致了人们看不起病。这种看法很不公正。用经济学的“黑话”来说，“看病难，看病贵”是短缺经济的典型病征，是价格扭曲导致的供给不足，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病。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医疗资源供应不足，好的医院和医生太少，缺乏真正的竞争。如果我们目前实行的是真正的市场化的话，看病难和看病贵不可能长期同时存在，因为在市场体系中，医疗价格的上升必然吸引投资、刺激供给，包括医院的建设、医疗设备的投入、医生护士的培养、医药生产的投入，从而消除看病难的问题，竞争也会导致价格的下降。
这说明，我们国家在过去的20年当中的“医疗体制改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这种体制下，名义上医院是在“走向市场”，实际上95%以上的医疗资源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卫生行政部门对国有医院进行直接的管理，并在制度上对民营医院的准入设置各种障碍。这实际上形成一个计划经济行政垄断下的“伪市场化”的怪胎:卫生行政部门一边下红头文件管医院当裁判，一边把持公立医院当运动员，垄断医疗市场，对民营医院的准入和运营实行歧视性政策；公立医院一边享受政府拨款，享受着“非营利事业”的免税政策，一边对患者高收费；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经营企业难以避免的低效率，导致医疗服务供应严重短缺，其表现主要是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大医院，医疗资源配置不均，患者看病难、医院就诊排队、高额的医疗费、医生开大处方做大检查、医疗腐败、收红包拿回扣、老百姓看不起病、医疗事故不断等等。这样的医疗体系打着市场化改革之名，行计划经济垄断经营之实，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市场化。
我们看到《意见》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建设结构合理、覆盖城乡的医疗服务体系。”这一试图左右逢源的的政策，积极方面是民营资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医疗行业，为医疗卫生事业做贡献了。消极方面则是，按照这样的政策导向，民营医院仍然无法与公立医院平等地竞争。卫生行政部门必然会在政策上对国有医院进行倾斜，对民营医院规定歧视性的政策。
如果仍然继续以国有资本为主的投资格局，以国有医院一贯的低效率，医疗服务的整体供应就很难有本质的提升，“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也就很难改变。
真正的医改，其方向一定要明确，那就是促进医疗服务产品的供应。这才是真正解决医疗体制问题的根本途径。具体说起来:1、取消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准入限制，开放市场。鼓励民营资本参股收购公立医院，开放医疗市场，无论是营利性医院还是非营利性医院都全面放开，让民营资本、公益组织自由进入；2、放开医药价格管制，让市场决定医药价格和医疗服务价格，使医疗资源配置更为合理；3、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和特权地位，卫生行政部门与公立医院的监管经营分离；4、放开医疗保险市场；5、放开民营医学院和培训机构的办学，促进医疗人才的培养和供应。
打着公益性的旗号，否定市场化，让政府全面直接介入公共日常医疗服务，回到过去的计划体制模式，我们将会必然遭遇到医疗服务供应不足、服务质量低下、医生缺乏积极性、技术创新缓慢等老问题，再一次坠入恶性循环之中。当这种模式失败的时候，买单的将是全体人民。
医疗领域的一个难题就是同人们对医疗的需求相比，供给看来似乎是远远不够的，面对稀缺，就存在悲剧性选择，权力在选择面前因此显得至关重要。谁有权获得医疗，谁就将维持健康乃至维系生命。
然而谁拥有这种维持人们健康的权力和能力我们通常认为，医生拥有这种权力，这种权力是基于专业知识所产生的，基于专业信息分布的不平等，医患之间由此形成了医生相对于患者的特权地位，一直以来，这种特权地位都没有遭到根本性的挑战。
可以说，由于信息分布不对等而形成的医方特权地位应该是“医疗政治”的基础或者根本，没有这一层医患关系的存在和变动，其他因素都将难以发生作用或者发生影响。
在整个医疗格局中，同样还存在另外一些权力，比如医生作为个体执业并非是在享受一种职业自由，而会接受来自外界强制力量的限制与干预，同样作为医生所容身的医院或者诊所也有相应的准入门槛，基于各种各样的价值目标或者现实的利益关系，医生与医院会遭受来自外界强力的束缚，同时也会从中获得好处。
作为医疗服务提供的两大供应商，药品和医疗器械同样有理由谋求他们的商业利益，借助于医疗提供的推手，他们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还有一种力量是医疗保险，作为一个精明的管家，医疗保险也会有它自身的问题，其实什么样的利益一旦做大都会成为一种强悍的政治力量，但是解决之道不是说要消除它，而是驾驭它。从一开始就要定好游戏规则。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整个医疗格局中，每一方都拥有一定的政治力量，同时也因为有致命的缺陷而深陷于角力的格局中。其实利益也罢，优势也罢，发生转归的力量还是需要有足够的动力机制。
患者的动力自不待言，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健康维护，但是重要的是，维护的力量和资源的利用。政治表达通常需要舆论作为基础，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公共讨论把各种想法汇集在一起。
医生的理想是医疗服务提供中最纯洁的原动力，然而是什么在消弭医生的理想，我们是否需要倾听医生的抱怨，按照医生的心愿给予一点他们想要的空间
资本这个坏东西也有它自身的动力机制，用还是不用终究是一种社会选择，我们要反思的是我们需要资本参与我们的医疗吗
动力机制的原动力来源于信任，然而在我们这个多重利益方组成的医疗机制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不信任其实，信任总是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谋求被信任的，而我们几乎所有的机制都在说，我们不被信任。这是因为他们公众面临着信任危机。
看来，我们也需要扪心自问，是否可以信任自己身处其间的这种格局呢如果不是，那就从信任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