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患者坠亡妻诉医院讨“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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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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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医疗纠纷律师 http://www.csyljfls.com/
原定于昨日审理的胡丽（化名）诉个旧市传染病医院监护不力致丈夫坠楼死亡案，因故临时搁浅。但这对艾滋病夫妻的故事，仍值得我们一听。去年8月，胡丽的丈夫秦通（化名）在个旧市传染病医院坠楼死亡。胡丽说，过去的日子，她和丈夫活得艰难，“一个艾滋病人的生命渺小如蚂蚁，丈夫的死没有获得尊严。”
说起丈夫，胡丽几次哽咽 实习记者 潘力 摄
通过注射毒品 都染上艾滋病
艾滋病夫妻的生活是艰辛的，“找不到工作，干不了重活，谁也不要我们。”
31岁的胡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不少。她说，如今世界上只有自己一个人了，她不敢出门，怕看见认识自己的人，“过去不管我去哪里找工作，过不了三天就会被辞掉。仿佛个旧市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曾经吸毒、患有艾滋病的事。”关于人生的“沦落”，胡丽认为和自己10岁就失去母亲有关。
1997年，在个旧市大屯采选厂，她认识了大自己5岁的秦通，但那段时间，两颗心并没有碰撞。胡丽没有想到，当年那个看起来健康帅气的男子，会在10年后成为自己的丈夫。“我贪玩，不想干活，太苦，于是离开了厂里。”紧接着，秦通也离开采选厂去了昆明，在父母的安排下学习厨艺，之后去丽江开了一家饭馆。两人一别便是7年。在这7年当中，胡丽在昆明大板桥劳教所度过了3年。2005年，在大屯镇集市，两人又遇见了。“我们聊过去的几年都去了哪，聊为什么会吸毒。”胡丽说，交往中，两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吸毒史。“在注射毒品的过程中，我们感染了艾滋病。”
“2006年，我们就把毒戒了。”两人最终还是决定结婚，婚礼是在秦通的老家普洱举行的，参加婚礼的，几乎没有胡丽的什么亲戚和朋友。“我们都是艾滋病患者，结婚前我们就商量好，以后肯定不能要孩子，我们约定，路再难走，也要一起走。”胡丽说，尽管和丈夫结婚才两年多，但他们感情融洽，非常恩爱。一对艾滋病夫妻的生活是艰辛的，“找不到工作，干不了重活，谁也不要我们。”
去年七八月份，秦通的病情恶化，到个旧市传染病医院接受治疗。不幸的是，同一时间段，胡丽的父亲也病倒了，“父亲患有癌症，癌细胞转移到了脚上。”
警方调查认定 确系跳楼死亡
胡丽不相信丈夫会寻死：“他去4楼开窗户，只是为了看我回来了没有。”
最终，秦通的肺结核得到了控制，两人还约好8月20日就去昆明，昆明有个熟人开了个烧烤铺，“我们可以帮忙擦桌子。”2009年8月19日20时，在个旧市传染病医院5楼，秦通打完吊针后叮嘱胡丽说：“赶快去医院看看你父亲，快去快回。”胡丽说，当时丈夫的情绪很稳定，看不出任何异常。20日凌晨2时25分，胡丽照顾完父亲后，回到个旧市传染病医院，发现丈夫不在病房内。胡丽和两名值班医生、一名值班工作人员和一病友在各楼层寻找秦通，“每个角落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最后一行人走到4楼，发现开水房的窗户开着，医生从窗户处用手电筒往下照，发现了大楼下秦通的白帽子，便发出了一声惊叫。随后，胡丽哭着往楼下跑，并拨打了120。“我拉着他的手，叫他的名字，他不理我。”
凌晨3时30分，个旧市传染病医院出具了秦通跳楼死亡的通知单。个旧市建设路派出所的民警随后也赶到现场进行了调查。
2009年11月23日，胡丽和秦通的父母以医院监护不力为由，向个旧市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讼状，请求法院判令医院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共计20余万元。在起诉状中，原告称：秦通到医院治疗，被告应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保障患者的人身安全。秦通接受的是特级护理，按照规定，值班医生该全面及时了解患者的情况，但当晚值班医生却不知道患者行踪，存在明显不负责任的情况。
建设路派出所所长王浩介绍，警方当时根据现场勘查，确定秦通系跳楼死亡而非意外死亡。而胡丽不相信丈夫会寻死：“他去4楼开窗户，只是为了看我回来了没有。”
医院回应此事“和我们无关”
“他们的心理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具体表现在厌世、轻生。”
此案原定于昨日开庭，却因主审法官出现身体不适，于前日下午突然通知延期审理。
个旧市传染病医院院长文继昆介绍说，个旧市传染病医院总共住了500多名艾滋病患者，这些艾滋病患者的心理状态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心理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具体表现在厌世、轻生，没有勇气活下去，甚至报复社会。”
文继昆说，秦通之死和医院毫无关联，“他是自杀，警方已经作出了结论。秦通不是小孩，也不是精神病患者，能辨别自己的行为及行为产生的后果，医院不能干涉他的人身自由。”文继昆说，秦通生前在医院接受的是2级护理而非特级护理，2级护理是每隔4小时就对患者进行生命体征的检测，而特级护理是全天都对患者进行检测。”
文继昆说，本来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院方还打算对死者家属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助，但如今既然走上了诉讼程序，那只好听从法院判决，他说，院方有警方的自杀结论鉴定等证据，这些证据可帮助院方在该事件中免责。
胡丽说，自己也是艾滋病人，她知道，尊严是多么的重要，“丈夫死了之后，有人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向医院诈钱，这样的说法我受不了！”她永远都记得，因为给丈夫和自己治疗，家中的积蓄已掏空了。“本来6万元就可以帮父亲做手术救命，当时我向亲戚借钱，亲戚叫我和我父亲去死。”去年12月2日，胡丽的父亲也撒手人寰。
现在，胡丽靠政府发放的每月255元的低保度日，婆婆家每月接济给她一袋米一桶油。“我丈夫死得很清白，我也会坚强地活下去。我想通过官司告诉外界，艾滋病人是多么受人歧视。”
生活新报 记者 刘木木
